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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安底片

笔记本、备忘录。纪录大兴安岭以及大兴安岭之外的自然风光、风土人情…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独善其身  

2012-02-28 12:04:4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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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这个小区,每天早上和晚间,都有成群结队的耄耋老人在散步。虽然今年是个极寒之冬,气温曾超过了零下五十度,他们还是照样走出门来,小心翼翼的漫步在小区的冰雪大院里。走走停停,还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。

我站在窗前,看着他们。受他们的感染,也走出去,加入这个队伍之中。

我说:“锻炼得适当,有益于健康;锻炼得不适当,就不如不锻炼了。现在这样的天气,就不适于锻炼。”他们说:“我们总在屋里憋着,闷得慌,出来解解闷儿。闲庭信步,走不远,时间也不长。人家老胡头那才是锻炼呢!每天早上,不管三九,还是三伏,四点钟准时出门,到大街上去走,等我们起床,人家早回来了。”我说:“他也八十多岁了,一个人出去走,路又这么滑,危险哪!”“人家属阿庆的,专跑单帮。”这下子,话题就转到了老胡头的身上了。

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。有人说:“他出去的时候,总是拎着一个布兜子。走的时候,空空的,回来的时候,满满的。里面装的是什么呢?是路人扔掉的塑料瓶子、易拉罐,还有包装用的纸壳子。捡破烂呢!”还有人说:“他捡破烂与别人不一样,还装得很正经,看到猎物后,先环顾一下四周,如果没有熟人,就快走几步,迅速将猎物捡起来,装到布兜子里,然后,若无其事的散步。”我说:“你怎么观察得这么仔细!捡破烂有什么不好,这叫公益事业。”

并没有人评价这件事情,却有人接着说:“注意到了么?他家很少开灯,总是黑乎乎的,好像连电视也不看。有一次,我下楼,看见楼下的廊灯亮着,以为有人也下楼,可是走到跟前,发现是老胡头在走廊的灯下看报。多节省呀!”我只知道古代有“凿壁偷光”的故事,还没听说身边还有“借廊灯看报”的故事呢!有人回忆:“他勤俭早就出了名的。在老楼住的时候,大多数人家都使用煤气灶了,他家依然烧柴做饭。他每天捡柴火,把别人扔掉的小板条、小木方、小木棍,树上掉下来的干枝丫,甚至树皮渣滓、烂树叶子,都弄回来,当烧柴。堆在走廊里,既影响交通,也不利防火,谁也拿他没办法。老楼要扒掉时,征求大家意见,他坚决不同意。他提出,新楼都没有烟道,不能烧柴做饭咋办?回答说,都使用天然气呗!他说,那也太奢侈了!后来,因为大家一致同意扒老楼、盖新楼,他只得少数服从多数了。”

还有人说:“你们谁看到老胡头买过肉?人家节省得与僧人道士一般,吃素!”

说到这儿,我倒想起一件往事。算起来也是二十七年前的事了。林区整党,向下派了三个工作组。我们这个组,六人,负责东线四个林业局,组长就是老胡头。那时他还在岗,是内蒙古林业工会主席。工作组里年龄最大的是老毛,再过两个月就该退休了。他是林区开发时期,小兴安岭支援的第一批高级工匠。文革前曾任牙克石木材栲胶加工联合厂的工会主席,当工会主席是好事,提拔了。可是他却犯愁了。愁的是人们都叫他“毛主席”。一天,他到工人之中,大家都说:“毛主席来了!”他慌了,赶忙说:“大家不要叫我毛主席。‘毛主席’在我国已经成为特定的名词,就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。过去,与皇上的名字同音的,都得避讳,改名。我想了想,我这‘毛’字没法改,祖辈传下来的姓。改了,对不起自己的祖宗。主席,是组织上任命、群众选举的,也没法改,但大家可以不叫。还叫我‘毛师傅’好吗?”大家说:“你是主席,是我们的头,怎么还叫师傅呢!”有一个毛愣小子,大声喊道:“那叫‘毛头’吧!”老毛想了想,说:“叫毛头就叫毛头吧。反正比叫我‘毛主席’心里踏实多了。”就这样,“毛头”的称呼就叫出去了。工作组里年龄最小的是小张,三十刚刚挂零。从基层抽上来的干部。为了表示亲切,大家叫他“阿涛”。他与毛头整整差一代人。人们都说不同时代的人在一起会有代沟。我看不见得。他们俩很能谈得来,嗜好也很相同。就拿喝酒来说吧,让他们放开量,都能喝一瓶。他们和我不同。我是“喝也行,不喝也行”,他们是“喝也行,不喝也不行。”晚上不喝点酒,就睡不着觉。

偏偏胡主席给整党工作组规定了一条纪律:不准大吃大喝,坚持“四菜一汤,蔬菜为纲,不接风,不喝酒,”。胡主席的话,谁也不敢打折扣。因为他的原则性是出了名的。

头一站是克一河林业局。我们是中午到的,下车就吃饭。四菜一汤,这四个菜里,一片肉也没有;一碗汤里,只有几根菜叶,几滴油花。林业局的书记陪客,说了句欢迎检查指导的话,就开餐。大家一句话都没说,很快就吃完了。走出餐厅的时候,胡主席表扬了这个局接待简朴,按要求办事。可是毛头却直截了当的说:“四菜一汤,我不反对。但我们不是苦行僧,又不是过贱年的时候,这么办伙食可不行。”把当时的林业局党委书记老席弄得不知所措。

这话如果出自别人的口,事情就闹大了。胡主席必然抓住不放,狠批一顿。但毛头这么说了,他却就笑了一笑,对席书记说:“你这汤,如果加点豆腐就好了。”

晚上,果然上了豆腐汤,不过那四菜却没变样。毛头一看就火了,冲着胡主席说:“胡主席,如果你坚持这样,我就那样了。”做个手势,意思是“走人”。胡主席虽然很平静,但是并不是不以为然。他说:“席书记,明天,这菜里加点肉。不然有人就造我的反了!”毛头说:“哪敢哪敢,我只是提个建议罢了。”饭后,胡主席对席书记说:“咱们可是老朋友了,你刚从林业局工会主席转为党委书记。知道我的脾气,定了的规则一般是不能变的。可是,老毛眼看就要退休了,我不忍心让他受这个约束。他晚上不喝酒就睡不着觉。我看这样,你从自己家里拿来一瓶酒,放到他的房间里,让他喝两口。我想这样做并不违背原则。因为酒是你自己的,没用公家的招待费。”席书记立即回答:“好,我马上去办!”我看了看胡主席,说了句: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。胡主席问我:“什么意思?”我说:“没想到,胡主席也是性情中人。”其实,我本不是想这样说,而是想说:“人若有情死得早。”没敢说出口。

晚上,席书记真的从家里拿来一瓶酒,还带来一包花生米和一袋小咸菜。老毛把大家都叫来,唯独没叫胡主席,要与大家一起喝。其实,大家都想喝,只是不好开口。我说:“我看毛头是属‘冯灌’的。”老毛问我:“冯灌是谁?”我说:“冯灌,战国时期,齐国人,游士。家贫,就到孟尝君那里当食客。先住传舍,弹剑而歌:‘长铗归来乎食无鱼。’孟尝君就把他迁到幸舍,食有鱼了。可他还弹剑而歌:‘长铗归来乎出无舆。’孟尝君又把他迁到戴舍,这回就出入有车了。而他还不满足,再次弹剑而歌······”毛头说:“别说了,你是说我得寸进尺,永不满足呗!”我说:“不是,我是说你不是普通人,就该有不同的待遇。听说过‘狡兔三窟’这句成语吗?”他说:“听说过。”“那就是冯灌给孟尝君出的主意。”

接着,我说:“你们喝吧,我陪胡主席唠嗑去,也别冷落了胡主席。”我到胡主席那儿,对胡主席说:“你知道这‘四菜一汤’,在历史上最早是哪位皇上提出来的吗?”“皇上御宴,山珍海味,哪能提出‘四菜一汤’呢?”“还真有这样的皇上,洪宪。”“洪宪,不就是袁世凯吗?”“对。那恐怕也算是一次御膳改革吧!”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“袁世凯长女写的回忆录里讲的。袁世凯在当皇帝的八十一天里,坚持‘四菜一汤’,而且每顿都不能换样。有一次换了一种菜,袁世凯就大发雷霆,拒食了。我觉得‘四菜一汤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,我们不搞特殊化就行。现在老百姓都吃的好了,我们为什么非要那么艰苦呢!”我南朝北国的谈得很多,主要是不让他去毛头那里去,不想让他知道大家都在喝酒。我算了一下时间挺长了,就说:“胡主席忙了一天,该休息了,我回去了。”其实,他心里早就明白,这酒一定是大伙一起喝的。

第二天晚饭前,我们赶往甘河林业局。在汽车上,我说:“我家就在甘河,晚上到我家去吃顿饭。虽然我家也没什么好东西,但有鱼有肉有蛋,不用受接待标准的约束。酒,虽然不够高档,但想喝高度的有衡水老白干,六十七度;想喝低度的有大仓白,三十八度。”我正在算计着如何招待好这些朋友,胡主席发话了:“不去你家。”我说:“到我家,是咱工作组内部的事,并不违反规定呀!”他说:“不论外部还是内部,谁家也不能去。你也不能回家吃饭。”“那我总得有点表示吧?”他想了想,说:“你从家里拿来一瓶酒就可以了。”“那好,省事了。”晚饭,我真的回家拿来一瓶茅台。大家都说:“档次太高了!”我说:“不一定。这是一九七八年商福科搞来的,也许是假货呢!才十二元一瓶。”工作组里年龄最小的阿涛说:“那时候的酒没假货,那时的钱也劲花。”管它是真是假,反正大家喝的很尽兴。

第二天因为会议,晚饭晚了一些,我也忘了回家取酒,菜上来以后,党办主任云祥打开一瓶酒,说:“这是我刚刚到我们老主任家拿来的衡水老白干,大家尽情的喝吧!”他所说的老主任是指我。我曾经是这里的党办主任,那时,云祥是秘书,我走了以后,他接了主任职务。我一愣,接着我明白了,他是想假借我的名义,让大家喝点酒。胡主席未反对,大家就喝起来了。

饭后,我把云祥单独留下来。问:“刚才那瓶酒是你从我家那来的吗?”“不是。”“你咋想出这么个主意?”“我同秘书、管理员商量的。如果直接上酒,胡主席绝不会同意,就想出了这个办法。”“你们还真有招哇!”“三个臭皮匠嘛!”“三个臭皮匠,臭味都一样。损招!我不知道是‘假公济私’还是‘假私济公’,反正是把我陷入不仁不义的地步。整党工作组还弄虚作假,像话吗?”“那咋办呐?”“你去我家拿来一瓶衡水老白干,交给食堂呗!”他站了一会,说:“我回家拿一瓶算了。”“你拿酒,算作我拿的,这不又撒谎了?”“不然我也该在自己家里请你呀!这瓶酒就算我对你的一点心意。”“别说了,赶快去办吧!”

以后,又去了几个林业局,胡主席只要求四菜一汤,至于什么菜什么汤就不管了,只提工作期间不喝酒,晚上喝酒就不管了。不过,他是滴酒不沾,只吃菜里的青菜,不吃肉。看来他是“独善其身”了。

这次林区整党回来后,不久,我就被派到基层工作了十年。回来后,胡主席已经离休了。又一次,他忽然到我办公室,拿来一大堆资料。摊开来,原来是他这几年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。我早就零零散散地看到过他的作品,有小说、有散文、有杂感、也有消息报道。一个领导干部,能够坚持搞创作的人太少了,真叫人佩服!但他这次来,不是为了展示他的文学成就,而是向我诉苦。他写了一篇报道,投给了《林海日报社》,就石沉大海了,他曾经去找过,编辑回答说,不合乎报道要求,枪毙了。他不服气。他说:“我的稿件投到这么多报刊杂志,都发表了,怎么在咱们自己的报纸上就不能发表呢?”我说:“您别着急,我过问一下。您等等我过问的结果吧。”他就回去了。我给报社总编打了个电话,回答是:“他来找了好几趟了,文章写得不行,没法发表。”我说:“你派人把这个稿子给我拿来,我看一看,如果真的不行,也好回答他。”我看过稿子以后,觉得素材倒挺好,统帅材料的观点有些陈旧了。本来是一个勇于改革、大胆创新的人物,他却用艰苦奋斗的观点去写,当然觉得有点别扭。于是我就动笔给他改了。又传给报社,编辑认为这回改得好,就发了。接着,胡主席来了电话:“刘书记,十分该谢你呀,在百忙之中给我改稿子,改得好,实在佩服!”他的稿子发了,似乎很高兴,但是从此《林海日报》上再没有见到他的文章。我弄不请他到底怎么想的。

我退休后第二年,出任林区老科协会长。他不是老科协成员,但常来老科协看报。他看报就是看报,专心致志的看,并不与任何人交谈。看完,把报刊资料放在原处,就走了,绝不影响别人办公。不知什么时候,他不来了。我觉得好像缺点什么,想了想,才发现缺的是他。

今年春节前,林管局召开老同志迎新春茶话会,汽车到小区门口接我们。等车的时候,看见了老胡头。天气那么寒冷,大家都穿羽绒服,还围上围脖,可他的头上只有两个耳包,身上只穿了件单薄的棉服,露着脖子,在寒风中,走路还是那么轻盈而稳健,说话还是那么爽朗而严谨。只是清瘦了许多,脸色有些似乎缺血一样青白。我问他:“身体一向很好吗?”他说:“很好。每天坚持走步锻炼。”我问他:“今年八十几了?”“八十三了。”我说:“在离休干部中你还是年轻人呐!”有一位老干部插了一句:“转过年去就是八十四了。七十三、八十四,可是个坎儿呀!”他说:“民间说的坎儿,是指虚岁。我说的是周岁。这个坎儿,对我来说,眼看着就过去了。”我说:“老年人的这两个坎儿,是因为孔子活到七十三岁、孟子活到八十四岁。圣人是这个时候辞世的。那时候人们的平均寿命很短,他们能活到这个岁数就很不容易了。现在,不同了,活到八、九十岁很不稀奇,你们都得争取超过一百。”

老胡头这一辈子,在艰苦年代,革命加拼命,培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;现在不艰苦了,他仍然模拟艰苦、制造艰苦,继续奋斗。他是离休干部,每月生活费六千多,加上老伴的工资,就上万了。他“不差钱”。还收捡废品,图什么呢?我想,只是一种精神,这种精神已经印到他的心里,成了他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,他将艰苦奋斗终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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