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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安底片

笔记本、备忘录。纪录大兴安岭以及大兴安岭之外的自然风光、风土人情…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财从才来  

2012-09-17 18:50:5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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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早年,我曾作过财务工作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被忘却了。忽然,一起当会计的同仁刘焕有,七十三了,却来看我。他说他想我了。让我再找几位当年的同事,见见面,叙叙旧,都这个年岁了,见面的机会不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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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我只当过一年会计,又隔了将近半个世纪,当年的人和事模模糊糊。只能根据他提出的名单找人,当然有些已经走了,永远见不到了。好在还有几位健在的,就欢聚了一场。

   当年我仅仅十八岁,从山上调到机关,对财会业务又一窍不通,显得十分拘谨,轻易不发表自己的意见,生怕说错了话;处理每一笔账目,都与师傅(那时已经不兴认师傅了,但我们还习惯把老会计称为师傅)商量,师傅认为合适,才敢落笔。我这种老实本分、谨小慎微的为人做事,按刘焕有的话说:“你给我的印象是:仁义。”现在很少听到有人这样评价一个人。仁义能当饭吃还是能做生意呢!

   那时,我们都很年轻,他也不过二十四岁。除了我们俩之外,其他会计年龄都很大。有的出身于富豪之家,有的曾是伪职员,有的参加过三青团,有的被定为右派分子。在别人看来似乎都是坏人,可在我们来看都是师傅。业务精通,办事认真,对人礼貌,说话准确。只是接待客人时总是点头哈腰,过分客气,给人以一种“老奸商”的感觉。

   尽管他们都有复杂的历史背景,但我却觉得他们却是难得的人才。就拿我们的综合会计李文仲来说吧,他是右派。据说在小兴安岭时他曾经当过林业局团委书记、红专大学校长,很善讲。因为讲了“党内也有腐朽木”,被打成了右派,到财务科当了会计。这个人很灵,很快就成了会计主管。那时候推行苏联的借贷记账法,大家都不大明白。他就给我们讲财会理论,教财会业务,设计资金平衡表,帮我们处理账目,得到了我们的尊敬。没人觉得他是坏人。他有个弟弟,也相当聪明。小学时就学完了中学的课程,特别是数学尤为突出,人们都说他是个神童。他父亲曾带他去见华罗庚,华罗庚考了他几道题,说这个孩子虽然不能说就是神童,但确实有些天赋。于是推荐他到清华大学就读。他正如日中天之时,文化大革命来了,因哥哥是右派,他被退了回来,分配到家属生产队当会计,还被监督改造。孩子尚小,承受不了这个打击,疯了。这都是题外的话。

再说我们的成本会计陈耀庭,他出身于富农家庭。他不隐瞒,也不忌讳。他说他那时真的当了几天乡里阔少,需要改造。他喜欢干净,喜欢打扮,注重仪表,也注重账面的整洁利索。我当时写字总是灌满横格,他看了让我必须改过来,财务记账所写的说明,只能占横格的三分之一,并且写的工工整整,不得了草。他说:“我是不会长期做成本会计的,政治上不可靠。你必须尽快提高业务能力,把这一摊接过来。”我说什么也弄不明白,这样的人才咋就不能用。不过,我还真没接替他的成本会计,因为四清运动开始了,我被抽调到工作队去了。

我们在财务科工作期间,由于年轻,也搞过恶作剧。我们科里有个老会计叫施相国,他十三岁就有了一个女儿,女儿找了一个对象是林场会计,姓郑。常到财务科办事。一天,郑会计来了,施会计不在,我们就对他说:“你敢不敢当着大伙的面,对老丈人直呼其名?”他说:“我如果叫了他的名字,你们得请我吃包子。”我们说“那是必须的。但有个条件,你喊他的名字,他得答应。”郑会计说:“没问题”。下午,施会计正在对账,郑会计推门进来,大喊一声:“施相国!”施相国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呼叫,自然回答一声:“唉!”我们都“哄”的一声,笑了。郑会计关上门就跑了。施会计骂了一句:“兔崽子,看我怎么收拾你!”郑会计终于吃到了我们给他买的包子,要知道,那个年月,要想饱餐一顿包子谈何容易!不过,他可是晚上去老丈人家负荆请罪,又是下跪,又是磕头。

那时候,每到季末、年末,都得加班。加夜班的时候,常常晚饭在食堂吃。1964年末加班的那天晚饭,我到食堂卖饭口排队买饭。忽然发现一位老人站在我的后面,我很自然地让他先买,他笑了笑:“我不忙,还是按顺序打饭吧!”我正不好意思的时候,林业局党委书记和局长都走过来,对那位老人说:“罗部长,到后屋吃吧,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”按规定,高级干部可以吃小灶。但罗部长却说:“我没有什么可以特殊的,就和大家一起在窗口买饭吧!”在他的坚持下,林业局领导也同样到窗口交钱交粮票买了饭。当我意识到这是林业部长罗玉川时,很是感动。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我们普通群众一样,难得!晚上,他看到我们的办公室还有灯光,就走进去看看。我因为晚饭时见过面,就站起来,叫了声:“罗部长!”他看看我,也看看大家,说了句:“辛苦了!财会人员不容易呀,越是年末越要加班。今年的收支情况怎样啊?”我们的科长赶忙汇报了初算的结果。罗部长很满意。笑着说:“你们忙着吧。”转身走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高级领导。

这次与焕有见面,自然想到这些,谈到这些。我打听到了李文仲师傅的情况,焕有说:“他已经八十三岁了,还很健康。文革后,他被彻底平反了,是在漠河县政协主席的岗位上退休的。”我打听到了陈耀庭的情况,焕有说:“他已经过世了。文革后,他当上了阿木尔林业局总会计师。那年漠河特大森林火灾,他家的所有财产都烧了。他老伴连存折都没顾得拿出来,却把他的狐狸皮大衣抢了出来。她说,这是老陈一辈子的宝贝。”这话还是真的。从我认识他开始,它在冬天总是穿着这件大衣,很有派。我又打听施相国师傅,焕有说:“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。”我还想打听一些老会计,怕还是这个回答,就打住了。

焕有钩沉。多少往事又浮上了记忆的水面。这些回忆使我感到,林区开发时期之所以发展快,效益好,关键在于领导有胸怀,会用人。不管有什么家庭背景,不管有哪些历史问题,都能让他们发挥专长。不管地位多高的领导,不管哪一级的干部,都不搞特殊化,与老百姓同甘共苦。真是“政从政出,财从才来”。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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