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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安底片

笔记本、备忘录。纪录大兴安岭以及大兴安岭之外的自然风光、风土人情…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犟爸爸  

2013-01-16 17:09:5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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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爸爸确实够犟的。他在外面犟得如何,我不知道,只是听人说:“那可是个‘犟老头’!”在家里,我们见了他,就像耗子见了猫那样。一句话说的他不顺心,马上就翻脸,闹得不亦乐乎。
     人说山东人倔,妈妈是山东人。人说东北人犟,爸爸是东北人。我看过一本书,叫做“千万别惹东北人”,他就是那个形象。山东人倔,倔字从人从屈,人还要适当委屈一点;东北人犟,犟字就是强得像牛一样,固执己见,牵着不走,打着倒退,那就是犟。
犟爸爸和倔妈妈在一起,那还有好!一定是战争不断了。其实也有停战的时候,爸爸是职业厨师,必须早出晚归。这样,我家的白天静悄悄。酝酿了一个白天,到了晚上战争就开始了。他们说不了几句,我还没听懂为什么,早就动手了。在他们的战争里,我理解了什么是:“话不投机半句多”,也知道了什么是:“该出手时就出手”,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不是做文章,不是绘画绣花,不能那样雅致,那样温良恭俭让”。
     为什么爸爸来到这荒无人烟的小兴安岭林区,就这么爱打仗,而且是“窝里斗”?后来我才是道,源于三件事:
     一是妈妈和姥姥虽然是小脚女人,瘦弱不堪,看到房前的那片塔头甸子,却兴奋不已。这要是把它开成地,种上庄稼,还愁吃吗!于是,说干就干,挖塔头,打垡子,开荒种地。当然这件事瞒不了爸爸。爸爸认为他一辈子都是工人,现在又是国有企业的工人,当然属于无产阶级,哪能沾染农民意识呢!于是,坚决反对开荒种地。他说妈妈想当地主。妈妈当然不服。我们住的是第四野战军南下时遗留下来的弹药库,四周没有人家,荒凉的很。距县城十几里,附近又没有村屯,没有商店。森铁处的职工都是住宿、吃食堂。连买菜买粮都没处买,不种点地能行吗?但爸爸就认准了工人就不能有田地。他从屋里打到院里,把铁锹、搞头、耙子、锄头都砸了,妈妈也急了,要与他拼命。姐姐冲上去,一面拉架,一面讲道理。这样一来,就引火烧身了,挨了不少打。就是被打的青一块、紫一块,她还是不断的讲她的道理。他比爸爸妈妈还倔强。终于把爸爸妈妈说服了,达成了协议。园田不再扩大,但一定要种好。她的理由是自力更生,共产党在延安还搞了个大生产运动,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解决自己的困难,不给国家添负担,不给企业造麻烦。
    二是妈妈发现森铁客车没正点,在森铁车站等车的人又很多。于是想到了到车站卖锅盔,即发面大饼。解决上山的职工吃饭问题。去了几次,很受欢迎。有一次,我还跟着去了。一个小孩子,更招人。我给他们背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弟子规、名贤集。大家都说我乖。这件事很快就传到爸爸那里。爸爸回到家里又是大吵一顿,最后把小摊子也砸了。他说:“不让你种田,你倒好,做起买卖来了。这是剥削。无产阶级反对的就是剥削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!想当资本家呀!”这次姐姐没有参乎。我可吓麻爪了。哭也不敢哭,叫也不敢叫。因为我也参与剥削了。
     三是这里的农业飞速发展,越来越红火,由初级社升级为高级社了。高级社就得有大食堂。于是他们找到了爸爸,动员他去给大食堂做饭,说是毛主席都支持农业合作化,你能不支持么!这一僵,爸爸还真答应了。妈妈知道了很生气:“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,你怎么放着领导阶级不当,去当农民呢!”爸爸说:“咱们天天说‘听毛主席话,跟共产党走’,怎么到叫真的时候,就忘了呢!”他们吵了一宿,第二天,爸爸到高级合作社大食堂上班去了。爸爸用给林业职工食堂做饭的方式,给农民做饭,当然都说好。不久,社长对爸爸说:“这样吃可不行啊,把所有的财产都吃进去恐怕也不够用,减量吧。”于是,大家只是一碗大炖菜,两个窝窝头。后来,这个帐还是算不下来,就吃糠菜团子,一碗清汤撒上点菜叶。一年下来,都欠社里的钱。就连爸爸,他不拿社里的粮食,还欠了96元。他一赌气,不干了。社长说:“你不干也可以,但你得把欠的钱还上再走。”爸爸说:“这96元不是小数目,我得挣得来才能还得上。”不管社长同意不同意,他一甩袖子走了。爸爸不能再到铁力森铁处食堂去了,“好马不吃回头草哇”。恰巧那时我大哥调到田升林业局任森铁调度长,大哥将爸爸的情况与林业局领导一说,领导说:“那就赶快办理录用手续,咱们机关食堂正缺大师傅呢!”就这样,他连家也没回就在机关食堂干上了。他准备攒足96元就回去还钱。可是,没还钱,人就走了,合作社是不允许的。他们天天来我家讨债,妈妈也没办法。姐姐上中学、我和二哥上小学,学校还催收学杂费。爸爸也没个消息,她生不出钱来,只有苦苦哀求:“缓一缓吧,我们一定还的。”“你不要耍无赖,欠债还钱,天经地义。”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。我们本是一个万事不求人的家庭,连普通的家庭用具都没向外人借过,妈妈怎能经得起这样的讨债。她整天整宿睡不着觉,吃不下饭,不停地叨念着爸爸,叨念着还债。叼念来叨念去,就不叨念这些了,胡说起来,劝也劝不住,他疯了。那年她51岁,她一生有五个孩子,谁也没经过这个场面,我们都傻了。那时谁家也没电话,只好派二哥去田昇。爸爸回来了,第一件事却不是给妈妈治病,而是給社里还钱。
       妈妈患了精神病后,每年要住一次精神病院,家里越来越穷。因为家境的贫寒,因为我是“老疯太太”的儿子,我常常挨孩子们的欺负,总觉得在人前矮了一头。久而久之,形成了“胆小怕事,少言寡语,逆来顺受”的性格。与哥哥姐姐的性格形成了很大的反差。爸爸开始为我担心。他说:“我不识字,也不盼着你能学出多大出息来,我只希望你能掌握一项生活的本领,将来能够养家糊口。你是个男子汉,就得有股犟劲。你这样唯唯诺诺,像个男子汉吗?”我当然不服气,就问:“男子汉该怎么犟?”其实我我的意思是像你那样“窝里斗”么!
他告诉我:“犟,是我的性格;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没有犟,就没有我,没有这个家,没有我们的现在和将来。”他的话还真把我闹糊涂了。这以后,他从“犟”字开始,断断续续的讲了我们的家史。
      他说,那年,他十五岁。依我看,他恐怕连十四岁都不到。别看东北人干什么都来实的,但论年龄却来虚的。小孩子生下来,就是一岁,哪管是大年三十生的,正月初一,这孩子就是两岁了。东北人一生都比实际年龄多一岁。我算了一下,那年好像是1911年。辽河泛滥,我们那个屯子是重灾区。乡亲们有亲的投亲,有友的靠友,无亲无友的,逃荒去了。可是,我的爷爷奶奶,坚决不走。他们说,咱家的祖坟就在这里,死也死在家乡这块土地上。可是爸爸主张:“我们可以到外地当劳工啊,总不该坐着等死呀!”爷爷说:“你们都这么小,我拖儿带女,能干什么呀!”爸爸说:“你们不出去也行,我走。我能挣来粮食养活你们。”爷爷急了:“你才多大年龄,个子又那么小,谁能要你呀?”爸爸说:“不用你管,反正我得走出去!”爷爷说:“你敢,我不等你走出去,就先打断你的腿!”说着就打起来。奶奶拉着,说:“省点儿力气吧,都睡觉,明天再商量。”他们万万没想到,爸爸半夜偷偷的爬起来,一个人离家出走了。
其实,爸爸并没走多远,只不过到了大虎山镇。大虎山是个从沈阳到锦州的铁路编组站,车次多,停车时间长。这就使小镇繁华起来。大虎山的麻花很出名,当时几乎与沟帮子烧鸡、锦州小菜齐名。从我们那个屯子到大虎山仅十八里,梁山伯送祝英台溜溜达达还走了十八里呢!
爸爸到大虎山,天刚蒙蒙亮,许多店铺还没开门,只有那些麻花铺子开张了。因为早上有一趟旅客列车,正好炸一些刚出锅的麻花到站台上买。他几乎跑遍了全镇的麻花店,人家都不用小工。一位老师傅告诉他,镇上有一家,想雇佣小大师傅。大师傅就是做饭的,小大师傅就是用童工做饭。他说,这家挺富,却很抠。他家在乡下有地,吃租子;在城里还开了个杂货铺,雇了些伙计,当然得吃饭,就得找大师傅。谈了几个,人家都嫌薪水太少,不干。他就想雇个小大师傅,反正伙计们吃些粗茶淡饭就行。家里人更节省,和伙计们吃一样的就行。你要不嫌他抠,不嫌活累,就去看看。爸爸想,能有个吃饭的地方,能在镇上站住脚就行,于是就到那家去了。那家主人看他太小,有些不放心。要试用三天。试用期无偿劳动,没有报酬。工作内容:做饭、收拾院子、喂牲口(他家养了一头驴)。爸爸同意了。这三天干得还很出色,主人就决定正式雇佣了。当然谈到了佣金。爸爸爽快地说:“我不要钱。”主人一愣,哪有不要钱的雇工。便说:“你想要什么呢?”爸爸说:“我想要粮食。因为家乡闹水灾,家里没粮吃,我才出来的。”“那你要多少呢?”爸爸早就知道他抠,没敢多说:“每月三十斤,可以吗?”主人一听,真是个孩子,三十斤高粱,对他来说,算啥!就这么说定了。爸爸说:“我每月回家一趟,把粮食送回去,晚饭后走,早上回来,不耽误做早饭。”主人一听更高兴了,说:“这孩子,将来有出息,会过日子。”不过,爸爸对他讲,他只干一年,多一天也不干。
爸爸说话算话,干了一年就不干了。主人力挽,说从今以后,按大师傅发薪,爸爸绝不留下来。因为家乡的灾荒过去了。不过他自作主张,不回农村,到奉天去,学一门手艺,当一个大厨。但他的“大厨梦”好景不长,日本关东军在南满铁路上不断制造事端,先是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,后是柳条湖事件占领奉天。以至于东北沦陷。九一八事变后,人们潮涌般南下,流入关内。可爸爸却相反,不断北上。他当然不是北上抗日,而是北上谋生。三十年代,相比之下,南满的战乱要比北满严重得多。关东军、东北军、伪国兵、土匪、强盗,十分猖獗。人们关门闭户,避难躲灾,哪还顾得上做生意。爸爸一路北上,四平、安达,走了许多地方。最后,在拜泉稳定下来。拜泉是个农业县城,没有铁路(直到现在,仍然不通铁路),当时,那里的公路交通也很不发达。这样,拜泉就成了乱世中相对平静的地方。
爸爸的厨艺在拜泉很快就有了一点名气,同发和商号为了留住爸爸,还由商号出钱给爸爸租了一户房子。爸爸说:“我还没有家室,有个地方住就行,不必租房。”商家老板说:“你都快三十了,该抓紧成家了。”他告诉爸爸,附近那所小学校,收留了一对母女当杂工。这对母女是从山东来到东北寻找亲人的。她们都是小脚女人,就那么一村一屯的寻找,三寸金莲踏遍了整个东北大地,也没找到亲人,来到拜泉时,带来的钱都花光了,行李、衣物,凡是当铺能要的东西,都当出去了,沿街乞讨了。学校校长看他们太可怜了,就收留了他们。让他们给学校看门,扫院子,擦门窗,清理厕所。他们有了住的地方,有了饭吃,感激得不得了。那个姑娘高个子,干净利索,长得不错。让他腾出时间去看看,如果满意,老板可以出面说和。爸爸说:“这是万万使不得,我不打算在外地成亲。等老家那边的战事过了,我还是回老家去,听父母之命。”
       时隔不久,忽然有一天,一个小伙计对爸爸说:“咱们附近那个学校的山东姑娘疯了,学校不能让一个疯子住在校园里,把她们母女赶了出来,现在还在大街上,你看,那么多人围观呢!”爸爸隔着窗户看去,着急了:“看来,这母女的事,咱们得帮忙了。”于是,爸爸带着小伙计来到大街上。老太太正在一边掉眼泪,叫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答。爸爸说:“我是同发和大师傅,他是我的伙计。我们想,像这样在大街上不行,必须赶快离开。老人家说:“我们举目无亲,没有地方去呀!”爸爸说:“我那儿倒是租了一套房子,还没搬进去。我看你们就先住进去吧。”“我们没有钱交房租呀?”“不用你交房租,救人治病是当务之急。”于是他拉着老太太,老太太拉着大姑娘,拨开人群,准备走开。可是,这姑娘不走,在那里背诵《大悲咒》。爸爸说:“在这个乱哄哄的地方诵经,是对佛祖的大不敬!咱们得找一个清净的地方诵经。”看来她真的对佛祖有感情,竟然很顺从的跟着走了。到了那里,关上门,爸爸对老人家说:“您老人家在这儿看住女儿,我们去请大夫。”小伙计说:“上哪去请大夫哇?我这就有个方子,不知你敢不敢用。”“你哪儿来的方子?”“不仅有方子,还有药呢!”小伙计告诉爸爸,他家有个亲戚,也曾得过这种病,就是用这个方子治好的。这个病如果来得急,治得也要急。主要是两味药:六片柳桃叶,十粒大麻子。如果可用,他马上回家取来。爸爸说:“买什么关子,快取!”他说:“这要毒性大,服下去,要呕吐,要昏迷。昏迷期间大小便失禁。得问问老太太,让不让用,除了危险咱负得了责任吗?”爸爸说:“废话。咱要不想负责,何苦管这些事!”小伙计取了药,煎好,灌了下去。不到半个时辰,病人就呕吐不止。疯人嘛,东吐一口西吐一口,吐得到处都是。最后,胃肠里的东西全吐出来了,已经吐得满头大汗,还吐黄水。直到一点力气也没有了,才昏睡过去。小伙计对老太太说:“现在你就看着她,注意大小便失禁。及时处理。四个小时后,我们还来给他喂药。她得睡上一天一宿,醒来大概就好了。”
       那姑娘整整睡了一天一宿,病便奇迹般好了。就住在爸爸的房子里养病。闲话就出来了。好心的朋友劝爸爸:“你千万别收留这母女,那姑娘得的是精神病,这病去不了根,时好时犯,你若娶了她,就得遭一辈子罪。”有的还说:“这病还可能遗传给下一代。”爸爸越听越来气,犟脾气来了:“如果她同意,我还非娶她不可呢!我不能再把他们推到大街上去,让他们再受二茬苦,再遭二茬罪。他们的苦难已经够多的了,现在最需要的是家庭的温暖。于是,他们结婚了。那个姑娘就是我的妈妈,那个老太太就是我的姥姥。
爸爸把家史介绍到这里,我才知道,妈妈的病是有根源的。爸爸说:“我们生活了多半辈子,却忘了那段历史,疏忽了,怨不得别人。”
1945年,日本鬼子投降了,苏联红军撤走了,国民党接收大员也逃回去了,北满平静下来。当辽沈战役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,我们这里则唱起了“解放区的天”。1947年土改了,我家被划定为“贫农”。我曾问爸爸:“咱家房屋一间地无一垄,又没种过田,咋叫贫农呢?”爸爸说:“咱们住在农业县城,都按农村划定成分的规定进行。”
土改那年,我大哥结婚了。第二年,她的第一个孩子就出生了。日子红火起来。
1949年冬,爸爸听说,国家要开发小兴安岭,他当即决定,咱们去小兴安岭。大家都说:“别折腾了,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吧。小兴安岭天寒地冻,林海雪原,兽多人少。咱就别去了。”可爸爸的犟脾气上来了,谁也拦不住。大哥主动要求自己先去了解一下情况,然后再定。爸爸答应了。
       大哥长得又瘦又小,其貌不扬。招工的人看了一眼说:“在林区干活得有体力,你还是回去吧。大哥说:“不要以貌取人嘛!我什么都能干,有窍门!”那人一听笑了,“那你就填个表吧!”当时,前来报名的,大多都是农民,没文化,不能自己填表。大哥把登记表拿过来,三下五除二,填完了,递过去。那人一看,愣住了。半天才说:“你有文化?”“上过六年学。”那时候,有这个学历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。哪能不用啊!当即分配到森铁处,到小火车站当站长,干了两个月,又调到森铁处当调度。成了林业干部。半年后,森铁处领导在吃饭时随便说了句:“咱们森铁处找不到一个会做饭的,饭菜都不香。”大哥这才有机会递上一句:“我爸爸当了一辈子厨师,在拜泉城里还很有名气呢!把他调来可以吗?”“你怎么不早说?赶快去个信,叫他来。”“不那么容易。我们那里还有一大家子人呢!”“咱们森铁处还真没有家属住宅,他自己先来不行么?”“不行。弟弟妹妹们都小。”“那我再想想办法。”过了两天,这位领导又找大哥,说:“有办法了。你看,森铁处西面森林边上,不是有一座木板房吗!”大哥说:“咱们这儿多冷啊?那房子能住人吗?”那是四野大兵南下时没有拆掉的物资库,只釘了一层板,四面透风,还没有窗。领导说:“活人能用尿憋死!你找几个朋友,把木板再钉一钉,里里外外都糊上一层泥,开个小窗,贴上一层窗户纸,窗户一定要小,结实,别让野兽爬进去。在屋里盘个火炕,搭个火墙,安好炉灶,就住人呗!”“说得简单,那都赶上盖个房子了。”“盖房子可不行,违背原则。咱们的原则是:先生产,后生活。我让你这么办,是变通。懂得吗?变通!”就这样,我们就搬到了铁力林业局森铁处。是这片山林里的第一家。
      1957年大兴安岭要建几个森铁运输的林业局,缺乏这发面的专业人才,向小兴安岭求援。这个任务落实到田升林业局。爸爸报了名。大哥对把爸爸说:“支援大兴安岭,我去是理所当然的,因为我是专业人员,你报什么名啊?”爸爸说:“正因为我意识到你必须去,我才报名的。咱们都去。”大哥说:“你走了,咱这一家人咋办?”“都去嘛!”“现在那里只有森林,此外,什么都没有。全家去是不行的。办公室都得现搭帐篷,没住的;那里是我国的极寒林区,连蔬菜都解决不了,没吃的;弟弟妹妹们有上高中的、有上初中的,没学校。怎么去!爸爸却说:“无非像咱们开发小兴安岭那时一样。去,一定去!咱们可以怕虎、怕熊、怕狼,就是不怕困难。事实真是这样。我们刚到甘河林业局时,八口人住的是十八平米的一间屋子,天天晚上搭地铺;我们的学校是个大菜窖,几个年级在一起,轮流听讲。我们闯过来了。
        爸爸1965年退休了。那时候,我参加了四清工作队,没在家。我一直担心爸爸一辈子当厨师,按他的说法叫“住地方”,很少回家。退休了,天天在家里,妈妈的倔与爸爸的犟不知碰出多少火花。特别是姥姥吃素,菜里别说放肉,就是葱姜蒜一点都不能放,爸爸能受得了么?一年半,我回来了。出乎意外,爸爸入乡随俗,只是有时喝点酒,下酒菜就是一个咸鸡蛋。妈妈说:“你爸爸的习惯历来是随着家境的变化而变化。收入多点,他抽烟,收入少了,就不抽了;有高兴的事,他喝酒,没有值得高兴的事,就不喝。没瘾!”不过,我觉得这也太苦了爸爸。于是,我说:“我的工资虽然不高,对付着也够全家用了。(当时,哥哥姐姐都结婚另过了。我的基本工资40元,加上33%的林区津贴,共五十多元)你的退休金就由你自己支配吧,想买点啥吃的,就买点吧。”(爸爸的退休金仅39元,退休后就没有林区津贴了)他不肯卖东西自己吃,总是到了星期天,他去买点肉来,包饺子,大家吃。我家包饺子太费事。姥姥吃素,只放菜又不好吃,爸爸总是买根麻花剁碎了和到馅里。妈妈不吃肉,但可以吃蛋,就给他做鸡蛋馅的,而我们当然是猪肉大葱馅了。爸爸包饺子,我们一家人擀皮也供不上。他一次捏两个饺子,刷刷的,一会儿就包完。像表演一般!

       我结婚之前,爸爸得了脑血栓,留下了后遗症,一条腿不好使,说话表达不清。有时说不上来,就发脾气。又一次,我的朋友符殿武来了,他喜欢小符,就非要留人家吃饭,而且亲自下厨。我们没办法只得由着他。他在厨房里,锅里放上油,却找不到勺子,便发起脾气来又撴又摔,弄得叮当响,我打算过去帮一把,被殿武拽住:“别去,老爷子本来就是这个气,有得了这个病,脾气更大了。不过,他会自我调节情绪的。你一去,反倒会闹起来,这饭就吃不成了。”符哥告诉我,他在岗位上的时候,脾气也是这么大?我问: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“你嫂子那时在食堂做服务员。他常跟我说,别看刘大爷脾气大,但手艺高,处事公正。”爸爸那时是国家二级厨师,整个林区也只有那么几个。改革开放以后就不同了,在国家一级、二级、三级之上,又加了特一级、特二级、特三级。现在更不同了,在特一级、特二级、特三级之上,又加了超一级、超二级、超三级。由此看来,国家二级厨师,不过是个初级职称而已,有啥值得耍的。符哥说:“食堂里还有个田师傅,困难时期,偷着包了两个馒头,被他发现了,田师傅说是想给党委书记家送去,书记家十个孩子,饿得实在可怜。他不说到好,这一说,大爷反倒急眼了:你不是给书记抹黑么?放下。田师傅乖乖的放下了。后来还在党小组会上作了检查,说自己是个党员还不如一个群众。这个倔老头可是谁都敢管呐!
       当爸爸拖拉着一条腿可以做饭的时候,就与姥姥展开了一场厨房的争夺战。爸爸说:“你姥姥八十多了,还给咱们做饭,那是不孝哇!孝字有两层意思:一是养老。我们养着她;二是敬老。我们把饭菜给她端上来,而不是她给我们端上来。我看再让她做饭就不对了。其实,我们早就不想让姥姥为我们操劳了,但姥姥非要守着这块领地不可。他吃素,怕我们弄不干净。每当我们做点荤菜后,他都要用碱水把厨房用具统统刷洗三遍。爸爸这一说,姥姥立即炸了:“怎么,看我老了,不中用了?我做饭哪点不干净了?用着我时,把我找来;用不着我了,想一脚踢开。办不到。爸爸怎么说也说不清楚,姥姥的一双小脚不停地跳着,下颏不停地抖着。正在这时,姐姐来了,她一眼就看出问题的由来,进屋就说:“姥姥,我接你来了。我的两个孩子都想太姥姥了。我们结婚以后你还没去过我家呢!”姐姐拉着姥姥坐到炕沿上,说起重外孙的小故事。说着说着,姥姥的脸色变过来了,姐姐就说:“咱们走吧!”于是,姥姥就收拾收拾东西,去姐姐家了。姥姥在姐姐家住了一个月,回来后,就再也没提做饭的事,看来是默许了。爸爸对做饭很感兴趣,这回该大显身手了。他不怕麻烦,按照各自的口味去做,连姥姥都说,比她做得好吃。
       转眼间,爸爸去世四十年了。我仍然记着他的两句话,一句话是:“男子汉大丈夫就得有点犟脾气。”是呀,犟是他的秉性,他的习惯,他的原则,不管犟得对还是犟得错,永不后悔。这便是他的人生!我该继承下来,敢作敢为。另一句话是:“人活一辈子,苦辣酸甜咸,都能尝过,才叫幸福。”我虽然不大同意他对幸福的理解,但又觉得这话值得品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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